在天子李纯看来，我提拔了你，而且是破格提拔，你却不听招呼，处处与我对着干，典型的忘恩负义；在翰林学士白居易看来，皇帝您提拔了我，我就要报答您，报答的方式就是直言进谏，直言不讳的指出皇帝的过错，我是在为陛下考虑，在为大唐江山考虑，我没有错！两个人的立场不同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，最后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。

但白居易真的对了吗？李纯真的错了吗？孤立的看，是的；结合当时的形势看，未必。就以元和三年的策论案来说，当时的李纯有两个选择：第一，公平执法，李吉甫罢相；第二，维护李吉甫的权威，牺牲掉韦贯之、裴垍、王涯这些人。第二种选择当然对韦贯之等人不公平，但李吉甫是李纯武力削藩的最得力帮手，从大局出发，李纯作出第一种选择也无可厚非。我们当然不能说白居易错了，无论如何，不平则鸣都是让人欣赏的优良品德，但仗义执言的白居易显然没有考虑到表象背后的东西。

恰在这个时候，白居易在左拾遗的位子上待够了两年，按照惯例，他可以提升为门下省的左补阙，甚至有可能破格提升为尚书员外郎，但李纯却没有这么作，而是派自己宠信的大宦官梁守谦亲自跑到白居易的家中，询问白居易的意见。听到梁守谦转述皇帝的话，白居易有点发懵，是皇帝的极大恩宠？不能啊，最近皇帝好像对我并不怎么感冒。他闭着眼睛，扳着手指头，数了数现在的领导班子，恍然大悟，读懂了皇帝的潜台词：你已经在门下省，这个最有权势的部门，待不下去了，更不能按正常渠道升迁了，看在你跟着我这么多年的份上，给你个机会，你自己跑路吧。

原来，此时的宰相班子有五个成员：杜佑、于頔、李吉甫、李藩和裴垍，白居易很荣幸，得罪了其中的四个。李吉甫自不必说，他虽然跑到了扬州，但还保留着相位，对长安还有很大的影响力；杜佑大概也不会喜欢自己，因为我有两首讽喻诗，《不致仕》和《司天台》就是讽刺他年事已高却不肯致仕的；于頔，更是我的死对头，当年，皇帝要拜他为相，我曾经上过一道奏折，好像叫做《论于頔、裴均状》，反对他入朝为相，如今他当了宰相，自然不会给我好果子吃；最要命的是李藩，因为李藩的本官正是门下侍郞，门下省的实际负责人，我的顶头上司，自己不能正常升迁，大概就是拜此人所赐。说起来，自己与李藩并没有直接的个人恩怨，但李藩能有今天，是因为有人提拔，这个提拔李藩的人就叫杜佑；他有一个老师，也是叫杜佑；他还有一个救命恩人，还是叫杜佑。明白了吧，这就是关系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！惟一与自己有点交情的只有裴垍，自己与裴垍曾是翰林院的同事，元和三年的策论案，自己更曾经不遗余力的帮助过他，按说，他应该会为自己说点好话。可惜，如今的裴垍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，爱莫能助了。

白居易明白，面对这样一个领导班子，他很难混下去了。于是，他接受了李纯的暗示，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前途，黯然离开了长安，成为京兆府的户曹参军。元和六年四月，在京兆府工作还不到一年，白居易经受了又一次打击，他的母亲，陈氏去世了。母亲死了，作为儿子，自然很悲痛，但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现象，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太大的打击。如果你这样想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因为，按照当时的制度，父母死了，现任官员必须辞去官职，回家守孝，守孝的期限是27个月。服丧满27个月后，官员才能重新回来上班，当然，前提是，接到朝廷起复的诏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