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末兵乱迭起，战火连绵，致使田亩荒废，百姓饥馑，流离失所，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。天下统一之后，李渊深刻认识到农业为立国之本，遂下《劝农诏》，要求州县牧宰对民众"明加劝导，咸使戮力，无或失时"，强调春耕秋收不可延误，各级政府须将劝农课桑作为首要政务。随后，唐廷相继颁布一系列诏令，以辅助农业生产，如《罢差科徭役诏》《申禁差科诏》等。通过此类诏令，唐朝将"蠲减徭赋""不得差科"等作为日常化管理制度予以确立，严格限制地方官吏在农忙时节征发徭役，保障农民有充足的时间从事耕作。

为避免臣民因沉湎酒醪欢娱而大行屠酤，造成不必要的社会资源浪费，导致耕牛数量减少，李渊发布了《禁屠酤诏》以提倡节俭、禁行屠酤。唐代耕牛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畜力，屠牛之风盛行势必影响农耕效率。此诏体现了李渊对农业生产的深切关注，将保护耕牛、节约粮食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。此外，李渊还多次下诏释放奴婢，将因战乱沦为奴婢者放还为良人，充实农业劳动力，增加编户齐民。

总的来说，这些措施有力保障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，使武德年间耕地面积逐渐扩大，粮食产量稳步回升，为贞观之治的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。

为了避免征求不息使百姓不堪重负，李渊以身作则，厉行节俭，一改隋末奢靡之风。为节约财政开支，减轻隋末以来京城寺庙道观因结构庞大、人员芜杂造成的资源浪费，李渊诏令澄清释迦、阐教，对佛道二教进行整顿，限制寺院经济过度膨胀，裁汰冗员，将部分寺观田产收归国有或分配给贫民。

有感于隋炀帝的巡幸过度，遍建离宫，广采民女，糜费繁恣，最终导致民怨沸腾、国破身死的历史教训，李渊颁教将"驰道所有宫室，悉宜罢之，其宫人等，并放还亲属"。隋代自长安至扬州，沿途修建离宫别馆四十余所，耗竭民力，李渊下令悉数罢废，宫女放还，使其与家人团聚，既节省了巨额开支，又体现了人道关怀。他本人亦减少巡幸，常驻长安，专注于政务，与隋炀帝形成鲜明对比。

经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的颁行，武德年间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，人口由隋末的约二千万增至武德末年的二千余万，国库日渐充盈，社会秩序趋于稳定。

在赋役制度方面，李渊主要延续了北魏以来行之有效的均田制，在此基础上，又实行了租庸调制，形成了完整的赋役体系。

武德二年（619年）二月，李渊初定租、庸、调法。规定每丁岁入租粟二石，调绢二丈、绵三两，役则二十日，不役则收其庸，每日折绢三尺。但当时天下未一，战乱频仍，此法因战争而未真正实施，仅具条文意义。随着天下一统，社会形势渐趋稳定，均田与租庸调的实施条件日益成熟。李渊于武德七年（624年）四月，"初定均田租、庸、调法"，开始在全国推行租庸调制，并颁布均田令，规定丁男、中男给田一顷，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，八十亩为口分田，老男、笃疾、废疾各给田四十亩，寡妻妾各给田三十亩，工商业者减半，僧道给田若干亩。

租庸调制是一种以人口为基础，以土地为载体的赋役制度，其设计精巧，兼顾国家与农民双方利益。从国家角度讲，它为征税提供了一个颇具操作性的执行标准，"有田则有租，有家则有调，有身则有庸"，税目清晰，征收便利，在唐代前期扩大并稳定了国家税收，有力促进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；从民众角度看，它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户负担，庸代役的制度使农民有较多时间自主安排生产。由此可见，李渊在位之时创立的租庸调制适应了隋末唐初现实社会，成为唐代前期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，直至建中元年（780年）两税法实行，沿用长达一百五十余年。

唐立国之初，仍然沿用汉代以来通行于世的五铢钱。但隋末战乱，私铸盛行，币制混乱，"钱贱物贵"，严重影响商品流通和财政收支。武德四年（621年）七月，为整治混乱的币制，李渊废隋钱，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，开铸"开元通宝"，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。

"开元通宝"四字，为尚书右仆射欧阳询所书，书体端庄凝重，法度森严。其重量为二铢四絫，约合今四克，十钱为一两，"开元"意为开辟新纪元，"通宝"意为通行宝货。时人认为"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"，轻重适宜，便于流通，"远近甚便之"。开元通宝的使用，使唐代货币保持了长期的统一与稳定，终唐之世，铸钱皆以"开元通宝"为文，成为唐代货币的代名词。高宗时一度改铸"乾封泉宝"，但因"谷帛踊贵，商贾不行"，最终复行开元通宝。开元通宝在钱币铸造的形制、重量上成为唐代乃至后世各朝铜钱的范本，其外圆内方的形制，象征天圆地方，影响深远，直至清末机制铜元出现，方告终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