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福建已经没了，宁波不能再出事。

他对身边的通判说了一句话：“把这份名单上的人，一个一个地叫来，我要当面问清楚。不是问他们有没有罪，是问他们知不知道福建的事。”

“如果他们知道，没有上报，那就要想清楚怎么跟朝廷解释。如果他们不知道，那就更要想清楚——为什么这么大的事，他们会不知道。”

通判接过名单，看了一眼，脸色微微变了一下，但没有多问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方良重新坐回书案后面，看着窗外宁波港的方向。

港口里还停着不少海船，那些船的桅杆在秋天的阳光下像一片稀疏的树林。

他知道那些船属于谁，也知道那些船在等什么——他们在等风向，也在等朝廷的态度。

现在朝廷的态度已经清楚了，风向也该变了。

杭州府衙的后院里，知府周文站在桂花树下，手里捏着邸报。

他看完了，沉默了很久，久到一片桂花落在他肩头上，他都没有拂去。

他今年四十八岁，在杭州做了三年知府，自认为对得起朝廷的俸禄，也对得起杭州的百姓。

他治水、修路、平抑粮价，每件事都亲力亲为，不算最好，但也不算差。

但此刻他看完邸报之后，忽然觉得自己以前做的那些事，和邸报上写的那些比起来，像是小孩子过家家。

他对站在身后的同知说了一句话：“以前的天是暗的，咱们摸着黑走路，摔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摔的。如今皇帝把天捅了一个窟窿，光透进来了。虽然刺眼，但看得见路了。”

同知是个四十出头的汉子，姓王，在杭州做了七八年的同知，对方良的性格很熟悉。

他知道周文不是那种会说大话的人，所以听到这番话的时候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才问了一句：“大人，那咱们怎么办？”

周文转过身来，看着同知的脸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：“跟着光走，别回头，别停下。”

他顿了顿，又说了一句：“先做两件事——第一，把杭州府各衙门的事务清单理出来，对照考成法的要求，该设期限的设期限，该定人的定人。”

“第二，查一查杭州城里哪些铺子最近在囤货，哪些铺子在涨价。”

“朝廷的国营铺子还没开起来，但老百姓已经知道消息了，他们看到涨价会更慌。我们不能让朝廷的政策还没落地，百姓就先乱了。”

同知领了命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周文站在桂花树下，又沉默了一会儿。

他看着满树的金黄色桂花，闻着那股甜丝丝的香气，忽然觉得这个秋天和往年不太一样——往年的秋天他只是觉得该收粮了、该修堤了、该准备过冬了。

今年的秋天他觉得自己像是在一条已经画好了线的路上走，每一步都有方向，每一步都能看到下一步该落在哪里。

他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邸报，然后把它折好，塞进袖子里。

他走进签押房，在书案后面坐下，开始写杭州府的第一份考成账簿。

湖州府衙的签押房里，知府陈守廉正在看邸报。

湖州在杭州北边，消息比杭州晚了两天。

陈守廉是弘治十八年的进士，到任还不满一年，资历不如其他知府深，但正因为资历浅，他对新政的态度比那些老资历的知府更加谨慎。

他看完邸报之后，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湖州府各乡的鱼鳞册全部调了出来——不是只看，而是一页一页地翻，把每一个数字都重新看了一遍。

他看到有些数字对不上，有些地块的标注和实际位置有出入，有些田产的归属写得含糊其辞。

他以前不是不知道这些问题，但他觉得这牵涉面太广——动鱼鳞册，就等于动湖州所有大户人家的根。

那些人家在湖州住了几代人的时间，姻亲连着姻亲，族谱叠着族谱，不是他一个新上任的知府能动的。

但现在他决定要动了，因为他想明白了一件事——如果他现在不动，等考成法查到他头上的时候，就轮不到他来动了。

到那时候，就不是“主动整改”，而是“被动追责”。

他不想走到那一步，所以他必须在那个日子到来之前，先把那些东西理清楚。

他对师爷说了一句话：“把这些鱼鳞册上的数字，全部重新核对一遍。我不看旧账，我要新的。谁家的地，多大，种什么，交多少税，全部重新登记。三个月之内，我要看到湖州府的新鱼鳞册。”

师爷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者，头发已经花白了。

他听陈守廉说完那番话之后，沉默了片刻，然后说了一句：“大人，湖州的田产……牵涉的面很广。”

陈守廉看了他一眼，声音不大，但很稳：“福建的面，比湖州还广。”

师爷没有再说什么，点了点头，抱起那厚厚一摞鱼鳞册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他的背影比来时显得微微佝偻了一些，像是一下子老了几岁，又像是肩上多了一层看不见的重量。

松江府衙的签押房里，知府孙继祖正在看邸报。

松江是棉布之乡，棉布是松江的命脉，也是松江士绅的命根子。

孙继祖看商税细则的时候，目光在“中等货物——纸张、普通瓷器、木材、普通铁器、普通布匹——十五税一”那一行停了一下。

然后又在“高利货物——茶叶、丝绸、精品瓷器、酒、糖、普通香料、皮货——十税一”那一行停了一下。

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——松江的棉布，大部分走的是“普通布匹”那一档，十五税一。

比起以前的三十税一，翻了一倍。不算伤筋动骨，但也不算无关痛痒。

松江棉布行销天下，每年出货量极大，多出来的那部分税银，加起来也不是小数目。

那些靠着棉布生意过日子的织户和商贾，大概要心疼一段时间了。

但至少，松江的棉布没有被归入“上等丝绸”那一档，五税一，还算留了余地。

他又算了一笔账——松江本地也有几家绸庄，主要做的是和苏州、杭州那边的生意，数量不多，但质量不错。

绸庄的东家们看到“上等丝绸——五税一”那一行，大概要连着好几天睡不着觉了。

他想了想，决定过两天把松江几家绸庄的东家叫来，当面谈一谈，免得他们一时想不开做出什么糊涂事来。

孙继祖把邸报放下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

茶已经凉了，他没有叫人续，就那么咽了下去，像是在用那点凉意让自己清醒一些。

他想起去年冬天，松江几个棉布商闹过一回，抱怨朝廷的税太重、关卡太多，联名上书说要减税。

那时候他还能出面安抚，说“朝廷正在商议，诸位稍安勿躁”。

现在朝廷给出了明确的答复——减税没有，加税有。

他想，今年冬天大概不会有人再来联名上书了。

苏州府衙的签押房里，林遂坐在书案后面，面前摊着邸报。

他已经看了很久了，久到师爷进来添了两次茶，久到窗外的光从东边移到了头顶。

他看福建案的部分看得最慢，每读一段就停下来想一想，像是在心里把那几行字翻来覆去地揉一遍，确认自己确实没有看错。

他对师爷说了一句话：“福建的事，定了。”

师爷问：“定了？”

林遂说：“林家的祖宅拆了，祠堂平了，族谱烧了。五千三百七十二户，二十余万人，主脉处死，旁支流放，遇赦不赦。”

他的声音很平，平得像是在念一份公文，但他的手在微微发抖，那种发抖很轻微，轻微到如果不仔细看根本不会注意到。

“以前咱们总觉得，天高皇帝远。福建离京师两千多里，皇帝管不着。现在知道了——皇帝想管，再远也管得着。”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又补了一句：“皇帝威凌天下，如昼煌煌。这话以前我以为是写文章的套话，如今才知道……是真的。”

师爷站在旁边，没有说话。

他跟着林遂做了三年的师爷，知道这位知府大人不是那种会在人前轻易流露情绪的人。

此刻他说出那番话，说明那番话已经在他心里压了很久了，压到不得不说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