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几天，崔大可过得格外安静。

崔大可照常带人巡逻，照常填表报备，照常去食堂吃饭。

遇到郑大勇会点头打招呼，碰见周文斌也会笑一笑说“周队长忙呢”，和从前没什么两样。

但只有崔大可自己知道，那些笑都是挂在脸上的，到了晚上回到东厢房，一关上门，那些笑就像被扯下来扔在炕沿上的棉袄一样，搭在椅子背上不再动了。

每天夜里，崔大可躺在炕上，闭着眼的时候，脑子里就转着几幅画面，周文斌在汇报时挺直的腰杆，李怀德说“能者上”时放慢的语调。

崔大可睁开眼，房梁上是黑的，躺了一会儿，又把枕头往脑袋底下塞了塞，侧过身去，朝着墙壁的方向，什么也没想，又什么都想了。

没几天，郑大勇选的人就报上来了。

六个人，都是退伍兵，成分清白，手脚干净。

名单送到李怀德桌上，李怀德翻了一遍，批了个“同意”就交给了孙干事。

第二天那六个人就开始跟着郑大勇上路巡逻了。

这些人第一天集合的时候，崔大可正好从值班室出来，站在门口看了几眼。

六个人站成一排，个个腰板挺直，一看就是部队出来的，郑大勇站在前面给他们交代任务。

交代完了之后一挥手，七个人排成一列往厂区深处走去，步子齐，间距匀，像一根线拉过去的。

崔大可站在门框里，看着那列人走远，喉结动了一下，脸上的表情没有变，抬手锁上了值班室的门。

郑大勇有了队伍之后，日常巡逻的效率明显提高了。

六个人分三班，两个人一组，厂区的每个角落都能覆盖到。

每天早上郑大勇亲自带着一组巡逻，下午再换另一组，郑大勇挨个跟班，不挑不拣，和队员一样的班次一样的路线。

那些退伍兵也服郑大勇，喊他“郑班长”比喊“郑队长”还顺口，有时候商量什么事还带出一两句部队里的口令，比如谁说晚了站，大家都会笑。

李怀德那边对郑大勇的评价没公开说过，但从孙干事偶尔在走廊里碰见郑大勇时的态度能看出来。

孙干事以前见郑大勇就是“嗯”一声，现在会停下来多问两句，比如“巡逻还顺利吗”“队员都适应了没有”“厂区后面那条窄巷子看了没有”。

郑大勇每次都答得简短，答完就走，不凑上去套近乎。

倒是孙干事每次都会多看郑大勇一眼。

崔大可把这些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

与此同时，周文斌那边也没闲着。

赵广德家的老保姆刘阿姨被带到了看管点。

周文斌新配了两个队员，算上钱小山和马大勇，凑了四个人，天天往看管点跑。

赵广德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一开始什么都不肯说。

周文斌不急，每天去坐半个小时，也不问话，就在屋里坐着，面前放一壶茶，喝半壶就走。

到了第三天，赵广德开口了，说城外山后头那间老宅确实还有一个地窖。

周文斌当天就带人去了。

回来时布袋里又多了几样东西，一对玉镯、一尊铜香炉、几件瓷器，还有一本旧账册。

周文斌把账册送到李怀德那里，说可能跟解放前的生意往来有关，李怀德翻了翻，让孙干事收进了档案柜。

至于那几件瓷器和铜香炉，周文斌只报了两件，剩下的两件和那对玉镯，周文斌放进了自己的铁皮柜子里。

柜子是周文斌从后勤科新领的，锁也是新换的，钥匙只有周文斌有。

这些事情崔大可不知道，但郑大勇的一个队员在某天傍晚路过仓库时，偶然看见周文斌从仓库侧门出来，棉袄鼓鼓囊囊的，怀里像是揣着什么东西。

这个队员后来跟郑大勇提了一嘴，郑大勇听完说：“眼睛长的正一点，少看别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