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媳妇手里的鸡食盆掉在了地上,碎成两半,米糠撒了一地。
她没有去捡,只是站在那里,看着自己的男人,像是要确认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:"砍头?涨个价就要砍头?"
"不只是砍头。"
赵大柱的声音压得更低了,低到像是怕被墙外的什么人听见一样,"铺子里的人要是私自涨价,被人告发了,夷三族。就是说,全家老小都要被杀。还有他上面的官员,也要跟着倒霉。"
院子里安静了好一会儿,只有那几只鸡还在低头啄着地上的米糠,偶尔发出一两声满足的咕咕声。
风从院墙外吹进来,带着秋天特有的干爽和凉意,吹在两个人的脸上,像是要把他们脸上的那层震惊也一并吹走似的。
过了一会儿,他媳妇开口了,声音有些发颤,但每一个字都像是在用力往外挤:"那以后米和盐的价钱……不会再涨了?"
赵大柱点了点头,然后又摇了摇头:"不是不会再涨,是不许涨。订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,谁也不敢加。"
"陛下说了——这是百姓日常要用的东西,涨价一分一毫都会闹出大乱子。所以朝廷要把价钱管住。"
他媳妇蹲下身,把碎成两半的鸡食盆捡起来,放在墙根下,然后又站起来,拍了拍手上的土。
她没有再说话,但她心里在算一笔账——家里五口人,一个月要买多少米,多少盐,多少粗布。
如果那些东西的价钱真的不再涨了,那一年下来,能省下多少铜板?
她不敢往深里算,怕算完之后发现是白高兴一场。
但消息还在继续传。
到了九月下旬的时候,国营店铺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安庆府治下的一个小村庄,村外就是大片的稻田,稻穗已经泛黄了。
往年这时候,村里人最担心的不是收成,而是收成之后粮价会不会被压得太低,买了粮食之后又会不会被奸商抬高价卖给他们。
他们种了一辈子的地,种出来的粮食自己吃不完,要卖一些换钱,但卖的时候被压价,买的时候被抬价,一进一出,辛辛苦苦一年到头,落不下几个铜板。
九月底的一天傍晚,村里几个汉子收工回来,蹲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面歇脚。
其中一个年纪稍大的姓刘,村里人都叫他刘老四,年轻时在外面跑过几年,比村里其他人见识多一些。
他一边卷着旱烟,一边把自己从镇上听来的消息说给其他人听。
"我听镇上的王先生说,朝廷要开一种铺子,专门卖粮食、盐、布这些东西。价钱都是朝廷定的,不许涨。要是哪个铺子敢涨,掌柜的要被夷三族。"
蹲在旁边的一个年轻汉子,叫二牛,听到"夷三族"三个字的时候,手里的烟杆差点掉在地上:"夷三族?杀全家?就为了涨个价?"
"对,杀全家。"刘老四把卷好的烟叼在嘴里,摸出火石打了几下,点燃了,吸了一口,缓缓吐出一口烟雾,"不光是掌柜的要杀,他上面的官也要跟着倒霉。所以你说,谁还敢涨?"
二牛愣了一下,像是在消化那番话,然后他忽然咧开嘴笑了,那笑容来得很快,像是心里某根一直绷着的弦忽然松了:"那以后买粮食就不用怕被奸商抬价了?"
"应该不用了。"刘老四又吸了一口烟,"朝廷说了,民间商贾卖的东西,价钱不能超过国营店铺的价钱。超过了,被举报查实了,也要抄家灭族。"
"你想想,那些粮商还敢卖高价吗?谁敢拿全家老小的命去赌?"
二牛没有再说话,他蹲在那里,手里的烟杆没有点,就那么攥着,像是攥着一件很重要又不知道该怎么用的东西。
他想起去年冬天的事情,那时候大雪封了路,镇上的粮铺把米价从每斗六十文涨到了一百二十文,翻了一倍。
他家里那几张嘴等着吃饭,他咬着牙去买了两斗,花了两百四十文,回来的路上手都在抖。
他媳妇问他花了多少钱,他说了,她没说话,只是把米倒进缸里的时候,动作比平时轻了很多,像是在对待什么珍贵的东西。
从那以后,他每次去买粮都要在铺子门口站一会儿,先看看今天挂出来的价钱,然后再决定买多少。
如果贵了,就少买一些;如果实在买不起,就去村东头的二叔家借一点,等来年收了粮食再还。
他不知道朝廷这个"国营店铺"什么时候能开到他这个村子附近,但他知道一件事——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铺子,以后买米就不用再站在铺子门口犹豫了。
消息继续往南传,十月初的时候,浙江严州府的一个山村也收到了消息。
这个村子在山沟里,进出只有一条窄窄的山路,平日里几乎与世隔绝。
村里人买盐买布要走上大半天的山路到镇上去,来回就是一整天。
村子里没有茶馆,没有铺子,唯一能算得上"消息集散地"的地方,是村口那间小小的土地庙。
土地庙里供着一尊泥塑的土地公,香火不算旺,但逢年过节总有人来上几炷香。
十月初三那天傍晚,村里一个姓郑的年轻人从镇上回来,带回来一份抄录的告示。
告示是从镇上的县衙门口抄回来的,抄得很潦草,有些字还缺了笔画,但大意还在。
他把告示拿给村里几个识字的人看,那些人看了半天,你一句我一句地把内容拼凑出来:"朝廷要开铺子,叫国营店铺,卖米、面、粮、油、盐、铁、布……价钱由国家定,不许涨……"
旁边几个不识字的人听着,有人忍不住插了一嘴:"那以后盐价不会再涨了?"
那个姓郑的年轻人点了点头:"告示上是这么写的,而且不光是国营铺子不许涨,民间的铺子也不能比国营铺子卖得贵。谁要是卖贵了,被举报查实了,抄家灭族。"
村里人面面相觑,都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,像是在听一个很远的地方发生的故事。
他们这里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,朝廷的铺子能开到他们这里来吗?他们不知道。
但他们记住了"不许涨价"这四个字,因为这四个字对他们来说,比什么大道理都管用。
十月中旬,杭州城外,一个紧挨着钱塘江的小集市。
这个集市不大,每逢三、八开市,十里八乡的人都会挑着自家种的东西来卖,换些油盐布匹回去。
十月初八正好是开市的日子,天还没亮,集上就已经有了人。卖菜的、卖柴的、卖鸡蛋的、卖布头的,各占一块地方,把那条泥土路挤得满满当当。
路边有一家卖米糕的小摊,摊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妇人,姓张,集市上的人都叫她张婶。
她在这里摆了二十多年的摊,靠着卖米糕供大了两个孩子,如今儿子在杭州城里一家铺子里做伙计,女儿已经出嫁了。
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蒸米糕,用一辆独轮车推到集市上来卖,一块米糕卖两文钱,一天下来能赚个二三十文,勉强够过日子。
这天早上,她的生意比平时好一些,可能是因为天凉了,赶集的人想吃口热的。